奔跑吧,中国拖拉机

中国拖拉机逆袭记
 

  中国拖拉机逆袭记。

  文丨华商韬略 吴 锐

  1957年1月31日,鸭绿江边的一个小工厂,解决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一桩心愿:造出中国拖拉机。

  项目的起源,来自几位工人师傅的热情。用的是逆向设计+手工作业的方式。原型车,是匈牙利进口的GS35单缸二冲程拖拉机,拆出1000多个零件,逐个测绘,再还原成图纸。

  因为没有滚齿和插齿机,所以齿轮的加工,是靠铣床和锉刀干出来的。因为没有热处理设备,所以零件的渗碳,要靠牛骨和木炭烤。机身是工人们自己钣的,喷漆是用刷子刷的,总装车间就在院子里,结构简单耗资颇微:一个苇棚。

  这台“鸭绿江一号”轮式拖拉机下线当天,在厂区里走了一圈,车身颤抖,砰砰作响,前面冒烟,后面扬土。来参观的当地领导看了哈哈大笑,然后甩下一句话:太土。

  但命运的转机,总会在绝处到来。一年后,“鸭绿江一号”迎来了第二批参观者——国家计委的副主任和机械局局长。

  中央干部显然水平更高,格局更大,敏锐地意识到政治意义不简单。于是,“鸭绿江一号”得到了一个机会——参加五一劳动节的游行车队。

  两天后,一篇“破除迷信、自力更生”的主题报告,被送到了计委负责人李富春手边。四天后,它出现在毛主席的案头。

  毛主席很高兴,大笔一挥,给这篇900字的报告,写了300多字的批语,其中有十二个字最著名,也最醒目:

  “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01】

  身为伟大的政治人物,毛主席从不随便题词。

  从“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向雷锋同志学习”,到“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老人家每一次题词,不是有深刻背景,就是有重大意义。

  这一次的批示,同样包含了老人家的审时度势和高瞻远瞩——要激励中国的拖拉机制造业,抓紧自立自强。

  1949年,中央政府盘点了一下全国还能跑的拖拉机——117台,差不多能满足一个县的春耕需要。

  当时正值百废待兴,条条战线都需要钱。但中央还是咬牙掏了四个多亿,从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进口了2.8万台拖拉机,优先供给东北局下属的国营农场,日后一元人民币图案上的女拖拉机手梁军,正是在这段岁月中脱颖而出。

  在新疆,具有延安大生产经验的王震同志,为农业机械化到处奔走,最后从苏联买了一批斯大林S-80拖拉机,两年后,新疆屯垦部队的机耕面积就达到了160万亩。

  但只靠买,解决不了问题。相对于广袤的耕地面积,满足中国的拖拉机供应,只有自造一条路可走。

  在当时的中国,造拖拉机有一个首当其冲的困难:没有工业基础。

  造拖拉机,是个体系工程。包括了机械设计、制造工艺、质量检验一整套流程,还有针对不同工况的产品改型和改良,还需要铸造、冶金的配套。苏联在20年代末建设拖拉机工业时,得到了美国企业的全力相助——著名的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连第一批设备都是直接从美国拖拉机厂里拆运组装的。

  所以在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最高指示就传到了计委:要借助苏联援助,设计建设中国第一个拖拉机制造厂。

  它被列入了著名的“156项工程”,一机部下属的汽车工业管理局,在1953年2月就成立了新厂筹备处,专门为新厂考察选址。日后成为共产党员楷模的焦裕禄同志,当时还在机械系统工作,也是筹备处的一员。

  这一年的12月,筹备处已经跑了100多个城市和村镇,从哈尔滨、石家庄,到西安、郑州、洛阳,都希望把这个大厂留在当地,各地领导抢项目的劲头,和今天争夺特斯拉和苹果建厂没什么区别。

  最后,还是毛主席用他独有的幽默拍了板:“洛阳九个朝代的皇帝都住了,还放不下一个拖拉机厂?”

  批建的是毛主席,督办的是李富春,执行的是一机部从全国机械系统抽调的骨干、河南省选拔的职工。整个项目,中央咬牙拿出了1.5亿元。工地现场条件艰苦,挖地基时天降暴雪,干部带头跳进三米深的沟,站在稀泥里一锹一镐地完成了任务。

  然而把拖拉机造出来,光有奉献精神还不够。从1953年立项筹建,到1958年一期工程建成投产,从地形测绘、地质钻探,到产线设计、产品图纸,苏联专家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差距和空白,甚至在基础工艺操作上同样存在。有一次,在锻造现场,苏联专家普罗哈连科旁观了一会,从中国工人手里接过工具,夹起棒料扔进锻模,脚一踩蹬板,几锤就锻打出一个合格的锻件,检测之后,精度分毫不差。

  这种“扫地僧”式的操作,让中国工人敬佩之余,又倍受刺激。洛阳的第一拖拉机厂,事无巨细依赖于苏联的指导,连定型产品,都是苏联DT-54拖拉机的仿制品。不把整套技术尽快掌握,不能建立起自己的工业体系,一旦苏联撤走这根支柱,中国对拖拉机工业的投入和期望,都将回归泡影。

  作为和苏联人打了半辈子交道的政治家,毛主席对这样的风险洞若观火,也不得不防。1958年,中苏关系其实正处在一个微妙的转折窗口。老人家对于摆脱苏联影子,尽早自力更生的期望,几乎迫不及待。一个典型的细节是,在一拖的产品下线之前,他亲自对工厂做出指示:“拖拉机型号的名称不可用洋字。”

  所以我们自然也能够理解,在1958年5月那个特定的时间,“鸭绿江一号”的横空出世,几乎令老人家喜出望外,以至于他毫不吝惜笔墨,对工人师傅的行动表示极度的赞许。

  在这种动力的鼓舞下,一拖的建设与生产进入高潮。1958年6月20日,铸铁车间冲天炉炼出了第一炉铁水,7月8日,生产出第一台燃油泵,7月13日,生产出第一台柴油发动机,7月20日,新中国第一台履带式拖拉机正式下线。

  为了贯彻伟大领袖的指示,这台54型履带拖拉机先后取了几十个名字,最后还是厂办主任从工人俱乐部的合唱里得到灵感,最后一锤定音:东方红。

  【02】

  比起卫星事业,计划经济年代的拖拉机工业,虽然也包含了“创第一、展红旗”的政治象征,但它的实用性却始终被置于首位。

  从1958年到1966年,一拖一共生产了53903台东方红54型履带拖拉机。

  作为一款标准的农耕拖拉机,54型有出色的牵引性能,全地况的通过能力,以及低廉的使用、维护成本。它赢得了机手和农民的一致赞许,在数不清的诗歌、散文甚至农村歌谣里,它都被记载传颂。

  在东北、新疆、内蒙古、甘肃的田野上,红色涂装的“东方红54”随处可见,完成了全国机耕地60%以上的耕作任务。随后,一拖推出了更先进的“东方红75”,但凭借4000小时的大修间隔设计,直到80年代,仍然有“东方红54”在田间服役。

  东方红系列贡献甚伟,服役日久,在“自力更生”的潮流下,它的国产化,也彻底摆脱了苏联的扶助。但一个糟糕的现实是:作为一款定性于40年代末的拖拉机,它实在太老了,已经严重落后于代际。

  这一点,广大农民和机手无从知晓,因为苏系拖拉机,已经是能见到的最好设备。机械战线上的干部,恐怕也未必清楚,在自我封闭的环境下,他们能接触到的信息同样极其有限。

  1978年,中央组织了一个代表团,带队的是副总理谷牧,团员是20多名主管经济的高级干部。临行才发现只有两个人出过国。一个是水利部长钱正英,只去过苏联和东欧,另一个是外交部配的翻译。在国外,从在玻璃门上撞碎眼镜,到“冰激凌太凉,热一下再吃”,笑话不断。

  高干尚且如此,一般群众可想而知。所以当1978年改革潮起,窗口乍开,来自西方世界的拖拉机,着实让见惯了“红色铁牛”的中国人大吃一惊。

  这一年的10月,为了学习技术、规划发展,北京办了一届外国农业机械展览会。正处在经济滞胀中的资本主义国家闻风而动,美国的约翰迪尔、意大利的菲亚特、日本的久保田、加拿大的沃瑟泰尔、德国的梅赛德斯奔驰、道依茨法尔……十二个国家带着自己最好的产品齐聚北京。

  一露面,农机老师傅们就瞪圆了眼睛:这是拖拉机?

  震撼,是理所应当的。农机手第一次见到了有空调和加热器的拖拉机,第一次体验到了静液压传动装置强大的变速和扭矩调整功能,第一次体会到了六缸发动机的平稳表现和强大动力。

  展会一结束,725台农机,被留下了500多台。

  在黑龙江,友谊农场进口了7台约翰迪尔大马力拖拉机,黑龙江农场总局副局长赵清景同志和农业打了半辈子交道,看完拖拉机作业后只说了一句:“我们的农机比人家落后了半个世纪。”

  发出感慨的不只是基层干部。1983年,小平同志到了黑龙江,先是看了约翰迪尔8820、7700联合收割机的拾禾,又看了约翰迪尔4440拖拉机耕翻、松土。

  小平同志年轻时出过洋,70年代在江西拖拉机厂劳过动,称得上见过大世面的内行,看完表演后,老人家保持了一贯的“人狠话不多”风格——只用微笑表示了态度。

  在微笑的外表下,邓大人的行动却毫不迟疑。

  1983年,农业机械部全面组织:由沈阳拖拉机厂、天津拖拉机厂负责引进美国约翰迪尔的拖拉机底盘技术;由一拖和上海拖拉机厂负责引进菲亚特的轮式拖拉机生产技术;由山东拖拉机厂负责引进德国道依茨法尔的拖拉机生产技术……一场鲤鱼跳龙门式的技术闯关运动拉开了帷幕。

  中央对这一轮合作格外重视,这些项目里,基本采取了机械工业部亲自牵头,地方配合,企业实施的模式,各院所单位也要人给人,要钱给钱,用一位德国专家的话讲,“中国人要飞跃两代。”

  这轮技术闯关开头轰轰烈烈,但结果却很出人意外——只搞了几年,就被小平同志叫停了。

  【03】

  每代领导人,都有自己的风格。小平同志的典型风格有两个关键词:直接,务实。

  中英香港问题谈判,会见撒切尔夫人,老人家关键的话就一句:主权问题是不能谈判的。态度有了,谈的就是接受香港的时间和方式。

  在证券市场的问题上,小平同志的看法也很著名: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

  直接、务实的风格背后,是对事物的清晰笃定,对原则的毫不动摇。

  叫停拖拉机技术闯关运动,中央其实经过了充分考虑。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的中国,落后的不仅是拖拉机的生产技术,而是与之匹配的整条产业链。

  在产业链上游,从高标准钢材、润滑油到摩擦材料,中国企业不是尚未生产,就是未能达标。重要零部件的工业精度,也达不到设计要求。所以造成了一个尴尬境地:技术图纸有了,合格产品造不出来,拖拉机想达标,还要从国外进口零件。

  机械部的技术派官员们后来有个结论:外企的账算得精,一手收技术转让的高价,一手挣产业配套的钱。

  除了产业链跟不上,制约中国拖拉机技术升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场景不匹配。

  1982年1月,随着中央鼓励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文件出台,模仿苏联集体农庄的人民公社正式成为历史。

  包产到户,受益的是农民,上涨的是生产热情,但遭到冷遇的,却是曾经通行神州的大马力拖拉机。

  这里面的原因也很简单——包产到户之后,每家的农田都变成了小地块,大型拖拉机没有施展空间。另外,在计划经济时代,拖拉机是产品,由国家分配;而市场经济下,拖拉机是商品,要由用户购买。

  这种转制带来的属性变化,很快被政府的技术派官员观察到,曾经当过一拖厂长,农业机械部部长的杨立功同志有个观点:农民必须真正从农业机械化中得到好处,不然,机械化等于建立在沙滩上。

  几条时代因素的综合,让全国大中型拖拉机企业陷入低潮,但让人意外的是,一种简单清廉的皮带式传动小型轮式拖拉机,既能兼顾耕作运输,又能适应一家一户的经营,因此开始了自己风光无限的岁月。

  在中国,它有个好记的名字:小四轮。

  早在60年代,山东就诞生了第一台小四轮,山东潍坊拖拉机厂的泰山12型,在八十年代几乎遍布大江南北。这引起了国内陷入困境的大中型拖拉机厂的注意。各大拖拉机厂家为适应市场,纷纷转产。一拖在1982年推出了单缸的东方红150小四轮,到1985年,国内生产小四轮的企业已经超过50家。1988年,国内小四轮的产能达到了一个新高峰:120万台。

  与之对应的,是大中型拖拉机的减产。从1979年到1984年,大中型拖拉机生产企业由65家减少到21家。1980年到1990年,大中型拖拉机产量从6万多台减少到不足3万台。

  “小四轮”的繁盛,和世界拖拉机主流的脱钩,其实是市场潮流中的必然结果。但它给中国拖拉机事业带来的影响,却是实实在在的。从第一台东方红54下线后的四十多年里,中国高端拖拉机兜兜转转绕了几圈,带给中国产业人的是一种“差距越拉越大”的焦虑。

  【04】

  1999年,一拖搞了个大动作——推出了自主知识产权的大马力轮式拖拉机,定型为LF80-90型。

  这是一场长达十五年的坚守。

  1984年,机械工业部交给一拖一个任务——在意大利菲亚特大马力拖拉机的引进技术上,完成消化吸收。

  在不断消化菲亚特底盘技术的同时,中国一拖并没有忘记教训——80年代技术闯关的失败的教训,根本上在于全链条的配套。

  为了满足引进技术工艺的要求,在这一轮的秘密任务中,中国一拖进口了大量国外锻造、铸造、冲压和机械加工设备,和武汉钢铁厂联合研制出了新齿轮钢材;与兰州炼油厂合作研制出液压传动两用润滑油;与上海内燃机研究所共同引进英国技术,生产出了4100柴油机……

  这个过程的背后,是无数工程师、技工默默的付出。一拖原董事长赵剡水有个精到的总结——这是一代人熬白了头发换来的。

  此时,中国国内的农业格局,又是一变。随着新世纪我国加入世贸,制造业开始迅猛发展,大量农村青年进城务工,留守的只有老人、儿童,被撂荒的耕地随处可见。

  2004年开始,国家陆续出台鼓励农村土地流转的政策,百亩、千亩规模的土地合作社开始大量涌现,中国农业用地再次呈现大农场的发展趋势。

  蹉跎之下,中国对大马力拖拉机的需求被再次点燃。但令人糟心的是,本土品牌基本处在靠边站的尴尬境地。

  媒体报道过一个故事:2004年,内蒙古一家马铃薯种植企业,几经周折成为了某著名快餐企业的薯条原料供应商,但临到签订合同才发现,想要供货,必须按照要求,购买符合要求的拖拉机进行配套种植。

  为了能拿到这单大生意,这家马铃薯企业只好咬牙掏了28.5万元,买了一台约翰迪尔拖拉机。

  所以一拖的突破,虽然在技术水平上并不领先,却足以影响中国拖拉机工业的轨迹。随着大马力拖拉机重新受到青睐,2003年,中国一拖实现了47.5亿元的销售收入;2007年,这个数字增长到121亿元。

  从2004年到2014年的十年时间里,中国大中拖产销量从9.83万台,猛增至 47.36万台。一拖、雷沃重工、东风等本土品牌的名字,也因此与外资拖拉机并列,出现在东北、西北的沃野上,

  与国产农机龙头企业快速进步、性价比不断提升相对比的,是曾在黑龙江友谊农场风光无限的美国约翰迪尔,在中国市场的销量逐年下滑。

  2011年约翰迪尔在中国销售了5万多台拖拉机,到2014年销量降至不到3万台,几乎降了一半。销量排名降至第四位,排在它前面的是以技术领军的一拖、雷沃、东风,三个国产品牌。

  但这并不是终点,到2014年前后,在大马力拖拉机的赛道上,中国似乎已经看到了欧美国家的后背,但在材料、性能、品质的一致性上,仍然保有差距。

  2011年,中国一拖遇到了一桩尴尬的交易。

  彼时,中国一拖正在努力开发新一代大马力智能拖拉机,但却缺少一项关键技术——CVT(无级变速)。

  通过这项技术,可以实现更加顺畅平稳的速度调整,对于现有机型的性能提升,未来无人驾驶拖拉机的作业模式,都有决定性作用。

  但在与一家德国企业的谈判中,一拖却遭到了拒绝。理由很简单:这是核心技术,要买可以,只卖拖拉机整机。

  站在竞争的角度上,外企对已构成威胁的一拖抱有戒心,并不难理解。但这却造成了一个客观上的“卡脖子”事实。

  从2015年开始,中国一拖、雷沃重工等中国拖拉机企业不约而同地开始进行一个大胆尝试:攻克CVT技术。

  在动力换挡技术(相当于汽车自动挡技术)还不成熟的条件下,直接挑战CVT技术,难度可想而知。但幸运的是,中国队赢下了这次技术闯关。

  2016年,在国家十二五科技创新成就展上,中国一拖生产的中国首台自主研发的大马力无级变速拖拉机东方红-LW4004亮相,它同时具备另一个身份——中国首台自主生产的350马力以上的大型拖拉机。

  2019年,桂林玉柴发布了自己研发的CVT系统;2021年10月26日,潍柴雷沃发布了首台可以自主商业化生产的大马力CVT智能拖拉机P7000。

  随着拖拉机制造技术成功追平欧美国家,我国拖拉机出口势头也日益强劲。2021年,我国拖拉机累计出口13.9万台,出口额7.7亿美元。

  出口额前 10 大目的地国中,埃塞俄比亚、哈萨克斯坦、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智利同比增长出现三位数的飙升。特别是对东盟国家的出口明显提速,对越南、泰国出口额同比增幅分别达 46.97%和 76.95%。

  雷沃重工的谷神水稻机成为缅甸、越南稻田里的常客;而一拖的东方红甚至出口到了传统机械强国德国。

  经过70年的努力,在大马力高端拖拉机领域,中国终于获得了在本土市场参与竞技的资格。然而,在拖拉机工业的道路上,前面仍然有望而生畏的国际巨头,有正在变化的行业趋势,中国拖拉机的逆袭之路,只能算走了一半。

  【05】

  国际著名农机企业凯斯纽荷兰公司对智能农机有一个定位:“将彻底改变人类农业的面貌。”

  这种改变的一个可能,是先完成系统设定,剩下的犁地、施肥、播种作业,由无人操控的拖拉机自主完成。

  作为开了26年拖拉机的河南农机手张万国,对作业可谓熟悉不过,但在快手上看到德国智能拖拉机的作业方式,还是感到震撼无比。

  不过,在2020年的6月,他得到了一个机会,驾驶“东方红2204北斗卫星自助定位拖拉机”,完成一次智能化作业。

  在26年的驾龄中,张万国最头疼的是保持犁地的绝对直线,特别是在大农场。一旦跑歪了,犁到旁边的垄上,就必须退回去重开,极其耽误工时。

  但这台东方红智能拖拉机帮助他解决了这个问题。“无人操作,完全走直线,一遍搞定。”

  张万国所感慨的,恰恰是大型智能拖拉机取代传统拖拉机的一个重要原因。他驾驶的这台东方红智能拖拉机,借助北斗导航和雷达视觉测量系统,可以实现自动直线、转弯操作,而且可以夜间作业,效率大大提升。

  井沟村供销社办公室主任韩新亚说:“用东方红智能大马力拖拉机,可以实现单日作业200亩,以前普通拖拉机只能作业100亩,效率差了1倍。而我们为农民服务的价格并没有变,这意味着农业生产的成本可以降低很多。”

  在这条路上,一拖的努力并没有停止,无驾驶室、纯电动的“超级拖拉机一号”,采用5G通信技术,可以适应平原、丘陵全地况,实现规划精确操作的5G拖拉机,组成了保障农业的“农机天团”,奔驰在2022年的春日田野中。

  一辆拖拉机能带给中国农民的价值,正在于此。

  拖拉机是一个传统行业,相比电子产业的摩尔定律式的突破创新,它需要优势积累,需要渐进改良。

  它又是一个特殊的行业,它的主要应用场景之一在农业,又需要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作为配合,因此称它“拖动农业,拉动工业”,并不为过。

  无论是在70年前打破格局的东方红54,还是风靡神州的小四轮,以及今天与国际巨头同场竞技的大马力智能拖拉机,它们扮演的角色,都是中国农业的垦荒者,它们解放农民的双手,换下疲惫的耕牛,与万千农民一起,向荒田、滩涂、山地印上车辙,滴下汗水,造就良田。端牢饭碗,造就丰收,奔向共富。

  这是一个产业的逆袭,也是一个民族的自立与自强。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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