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根:社会变化影响婚姻变革,婚姻变革推动社会变化

过去几十年,中国的婚姻变化是空前的,而婚姻的变革要把婚姻的未来推向哪里,还是个未知数。

文/陈根

结婚率又一次降到了谷底。

根据民政部最新发布的统计季报数据,2021年我国结婚登记数据为763.6万对。这是继2019年跌破1000万对、2020年跌破900万对大关后,结婚登记数据再次跌破800万对大关。这也创下了1986年以来结婚登记数据的新低,仅为2013年最高峰的56.6%。

无疑,婚姻作为一种情感关系的缔结,既是一种制度,也是窥视文化和社会变迁的窗口。现代化进程的推进,让婚姻的变革随之而来。可以说,过去几十年中国的婚姻变化是空前的,而婚姻的变革要把婚姻的未来推向哪里,还是个未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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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婚姻意义之变

婚姻的变革表现在许多方面,其中,最敏感也最重大的改变大概就是对婚姻认识的改变。

美国社会学家Andrew J. Cherlin曾研究过美国的婚姻意义的变化。基于美国的婚姻历史,他认为婚姻意义已经历了3个阶段的流变:

第一个阶段Andrew J. Cherlin称之为“制度化婚姻”。这个时期,婚姻是社会分工的结果。女性需要男性来维持生计,男性需要女性来照看家务,婚姻的首要目的并不是个人需要和男女之欲。人们通过婚姻积累资源、巩固财富、建立同盟,婚姻是更大的政治和经济同盟系统中的一环。当然,这个时期的婚姻也更为保守——人们只有在结了婚之后才可以发生性行为,才可以生孩子和养孩子。

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婚姻开始转变成为一种陪伴式的婚姻关系,人们开始强调夫妻双方不仅是彼此的爱人,更是彼此的朋友。造成转变的原因,主要是家庭分工的改变,受到市场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从家务中解脱出来走向社会,和男人一样成为支撑家庭的人而非被供养的人,转变自然而然发生。

而到了近几十年,随着女性的教育水平越来越高,婚姻的观念又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个人式婚姻。于是,个人主义的兴起,让亲密关系不再像父辈一样与众多因素相关,而变得只与个人有关。在这样的婚姻中,人们强调的是个人的自我成长,不支持为了婚姻而牺牲自我。

虽然有例外情况,但绝大多数情况下,它已经是一种纯粹的、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这种关联反应在婚姻关系里,就很自然地成为了既要恋爱的甜蜜,也不放弃个人的“独立”和“开放”,“自我”并不为任何人臣服。即便是在婚姻中,人们也如同扫雷般地排除着可以预估的束缚和对个人利益产生的威胁。

中国也分别经历了类似的几个阶段。在我国传统社会中,血缘宗法制度绵延千年,家庭伦理观念较为强烈,而这种制度主要依托于婚姻和生育形成。

尽管婚姻属于个人化的私事,但中国并非一个宗教社会,因而婚姻自古以来都受到制度和习俗的制约。春秋时期齐桓公就曾下令“丈夫二十而室,妇人十五而嫁”,宋代初规定“男年十五岁,女年十三岁,听嫁娶”,儒家文化更是将“齐家”作为“治国、平天下”的前提。

然而,20世纪90年代,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发展冲击国人的价值观与婚育观,在最近的几十年间,社会经济因素对婚姻行为的作用力增强,婚姻变革拉开序幕。当前一代的年轻人的婚姻观,已经走到了第二甚至第三阶段的位置。比起父母理解中的“结婚搭伙过日子”,当代年轻人更在意,在这段婚姻中个人能否获得快乐,又能否获得成长。

基于婚姻意义认识的变革,影响着年轻人结婚的意愿,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现代,愿意结婚的人会日渐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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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碍结婚的理由

当然,婚姻的变革不是单因素作用的结果,婚姻的变迁还受到婚姻可获得性、可行性等多方面的交互影响。

婚姻的可获得性主要取决于适婚人群总量、婚配人口性别比等人口结构的影响。一方面,结婚人数快速下降,与适婚人群总量减少有关。从近四十年数据看,我国出生人口在经历1987年这一近40年的最高峰之后,连续多年下行。也就是说,随着95后乃至00后进入到婚育阶段,处于适婚年龄的年轻人数量也在下降。

另一方面,当适婚年龄的性别比出现失衡,婚姻市场就会受到男性相对于女性的“供过于求”或“赤字”的影响。男多女少,一直都是我国人口结构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出现持续偏高趋势,导致进入适婚年龄后婚配性别比的失衡。

“七普”数据显示,在2020年20-34岁年龄组的未婚人口中,男性比女性多出2400余万;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1,性别比超过110的年龄段集中在0-29岁,对应的正好是正在成为婚姻、生育主力“Z世代”群体,其中,性别比最失衡当属00后,15-19岁群体的性别比高达116,10-14岁的也超过115。这将在很大程度会影响男性配偶的可获得性,造成婚姻挤压。

从可行性来看,经济发展固然带来了观念进步,但伴随着经济发展,也滋生出了一系列社会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极大降低了年轻人的结婚意愿。

作为婚育主体的“70后”和“80后”是第一代独生子女,成长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享受着改革带来的红利;但“90后”和“95后”们的婚育行为却发生在经济高速增长之后的转型期。而在这一时期,住房制度改革和高等教育扩招让年轻人在提高受教育程度、延长受教育年限的同时,也要面临一路攀升的房价和巨大的就业压力。

当前,在中国,结婚生育,就意味着将开启高房价、高物价、高生育成本的阶段,在这样的情况下,单身反而成为了更好的选择。就房价而言,在过去十多年里,中国的房价经历了一个让人心跳的上涨,尤其在一线城市,以年轻人的收入,要么望房兴叹,要么背负着沉重的房贷。

就生育成本来看,无论是立业在先还是成家在后,或者相反,只要结婚就必然面对生儿育女的问题,除非不要孩子,但丁克族在年轻人中毕竟不多,大部分丁克家庭也是因为生育成本高而不想生小孩。高生育成本虽然和高房价也有关系,但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其他成本特别是教育也是一笔不少的负担。

在竞争激烈的时代,每个人都想给小孩提供最优质的教育,而优质教育是需要财力才支撑得起的。养育孩子也有时间成本,影响职业发展,如果没有老人帮忙照看孩子,只能请保姆或者夫妻有一人在家带小孩,这都是生育成本,特别是后者,有时甚至意味着要放弃职业发展。可以说,在加速内卷的今天,年轻群体“安居乐业”的难度较之父代已然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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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变革推动社会变化

结婚率不仅受到时代、社会、家庭、个体各种因素的交互影响,也反作用于这个时代、人类社会,以及家庭和个体。

婚姻变革带来的诸多后果中,生育首当其冲。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2021年末,全国人口14.12亿人,比上年末增加48万人。全年出生人口1062万人,人口出生率为7.52‰;死亡人口1014万人,人口死亡率为7.18‰;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34‰。创下1978年以来的历史新低,全年净增长仅48万人。

而这一趋势几乎是不可逆的,在人口的惯性下,每一年育龄女性的人数都会比前一年更少。而更无法逆转的是伴随着低生育率而来的心态变化,人口学家将这种心态称为“低生育陷阱”,即假使一个社会有一代人以上的生育率都低于1.5,那么这一比率就会成为新常态,而这是一种几乎无法改变的常态。

婚姻变革还会改变家庭的结构、关系和功能,从而影响家庭的发展。婚姻是家庭生命周期的开端,婚姻行为的变化最先改变家庭系统的规模和结构。“六普”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平均家庭户规模是3.1人,2020年的“七普”数据降低至2.62人,家庭规模进一步小型化。

在这样的背景下,家庭的居住方式也呈现多样化,未婚群体可以继续生活在原生家庭,也可能选择独居或是同居,家庭不再只是血缘或是姻亲的生活共同体。生育、养育、赡养等家庭承载的传统功能都受到影响,家庭的良性发展受到制约。

不仅如此,随着数字时代的降临,互联网、人工智能与每个人的生活都紧密相连,婚姻中最重要的因素陪伴,都可以由技术代劳。现在,陪着我们的或许还是互联网的虚拟网友,但未来,与我们对话的却可能是高度智能的两性机器人。

而当两性机器人足够代替伴侣时,男性女性一直稳固的“共生关系”将变成一种持平的“竞争关系”。未来,甚至将再不复“家庭”的观念,因为每一个由夫妻双方组成的家庭,届时都将变成社会上一个又一个独立的“个体”。

当人们越来越依赖技术带来的便利性时,便越来越能从亲密关系的共同体中脱落出来,人和人之间也将变得越来越原子化,生活本来是复合的有机体,但这种社会结构把人际关系做了切割。

婚姻变革正如人口转变一样,都是现代化进程的必然产物,是时代变迁之下人们价值观最直接的反映,既无法阻挡,也不可逆转。因此,我们不仅要关注影响婚姻变革的因素,还要做好准备来应对婚姻变革带来的社会经济后果,不管婚姻变革将把人类社会推向怎样的未来,我们都需要做好相应的准备,去迎接未来的到来。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百略网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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