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根:疫情之下,就业压力持续上升

在疫情的严控下,就业市场的压力依然在上升。从互联网大厂到餐饮业,再到旅游业,降薪、裁员风波四起。

文/陈根

近日,不断有互联网大厂裁员消息登上热搜。

社交平台上一份致京东员工的“毕业须知”引起热议。有多名认证为京东员工的网友发声,京东多条业务线正在裁员,并分享被裁经历。更有网友爆料,有赞的裁员比例高达70%。不仅仅是京东、有赞,阿里、腾讯都在大规模的裁员,包括大大小小的互联网企业都开启了裁员之路,比例差不多是20-50%,有的甚至是整个部门高达90%的裁员率。

与此同时,在疫情的严控下,就业市场的压力依然在上升。从餐饮业到旅游业,降薪、裁员风波四起,许多企业的处境可以说是更为艰难。而这,就是在喊出共同富裕不久之后,所发生的残酷现实。

疫情之下,裁员何解?失业何解?就业何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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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员之现状,失业之悲壮

疯狂的裁员,还得从2021年“双减”开始说起。

2021年年中,在“双减”落地前后,好未来、高途、猿辅导和作业帮等众多在线教育大厂就已经开始大量裁员,且人数不菲,而一个教培行业,就影响着数千万从业者的去留,以及未来的命运。

随后,随着监管的铁拳在互联网行业的落下,互联网的大厂也陆续出现了裁员。其中,从去年底至今,阿里的部分事业群在持续进行人员缩减;媒体证实,饿了么从今年1月开始,裁员持续至今。此次裁员比例在15%-20%之间;百度进入今年1月,多条业务线也进行了人员精简,减员涉及百度多个部门,各部门认领减员KPI。不过,百度的官方回应用词不是裁员,而是“员工绩效优化”。

近日,京东则成为这一轮互联网大厂裁员的高潮。据网传的一份文档显示,此次京东裁员覆盖业务线较广,京喜、京东国际、京东零售、京东物流、京东科技等多个板块的多个事业部都设置了裁员比例,多数在10%~30之间,其中京喜广东战区裁员比例更是高达100%。

与此同时,3月26日,网上曝出有赞开启新一轮裁员,有的部门比例高达70%。装满员工工牌的箱子放在地上,还有成排电脑等着变卖。对此,有赞的员工匿名向时代周报证实,此事为真。

不仅如此,除了大厂外,从餐饮业到旅游业,各个行业的降薪、裁员也风波四起,许多企业的处境可以说是更为艰难。

比如,海底捞,2021年关店近300家,巨亏40亿元。“掌门人”张勇曾承认自己对疫情的趋势判断错误,2020年6月,他判断疫情在9月份就结束,并且,由于错误判断,海底捞反而做出扩店的计划,试图“抄底”,结果却没想到被“套牢”。直到现在,很多店还受着疫情影响。

再比如,近日,2022年3月21日,重庆阿兴记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向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申请破产重整。这家以涪陵火锅起家的企业,在2019年时净利润同比还增长了606%,但到了2020年上半年,因为疫情冲击急转直下,2020年上半年,净利润-244万元,同比由盈转亏。重庆阿兴记终究是没有熬过疫情的冬天,宣布了破产。

疫情对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影响有目共睹,这关乎任何一个国民。根据官方数据,2月的城镇调查失业率高达5.5%,超过了官方目标的上限。事实上,通常随着3月工厂公司开工,失业率会回落。

然而,今年3月的情况并不乐观,俄乌战争推高了原材料价格,不少工厂被迫暂缓生产以减轻损失;疫情再度蔓延,由于奥密克戎病毒的高传染性,许多城市处于居民反复隔离和封闭状态,正常的商业运营和消费受到重创。

其中,需要指出两方面,一方面,城镇失业率统计有两套指标。第一套大致按照领取失业保险的人数计算,该数字从1978年开始统计,常年徘徊于4%左右,并不反映整体就业压力,更多反映的是最困难的城市失业者的状况。

因此,为了更好的反应实际就业形势,国家统计局从2018年开始按抽样统计方法调查城镇调查失业率。按照该指标,最高失业率发生在2020年2月,受疫情影响升至6.2%,但正常情况下都不到5.5%。

另一方面,政府每月中旬公布失业率时,只公布城镇失业率,农村居民并不在该统计口径中。因此当农民工失业返乡时,他们就不再是城镇失业统计的一部分。因此,官方数据低估了劳动市场的整体压力。严格的防疫政策下,城市服务业受到重创,大量农民工返乡。

当前,经济预期在减弱,而疫情的曙光还未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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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就业受到广泛担忧

显然,在疫情严控的背景下,国民的就业受到广泛的担忧。按行业看,疫情后就业受到最大冲击的都是下游部门,主要是私营企业和中小微企业。国企和大型股份制公司集中在供应链的中上游,并不直接面向消费者,受到的影响很小。

根据2020年数据,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租赁和商业服务、居民服务修理等城市服务业私企占比最高,在疫情中受到的冲击也最大。这些行业通常需要聚集或者直接与人接触,在动态清零的政策下是几乎不可能运行的。比如,上海本轮疫情的蔓延速度和管控程度均超过了2020年:3月中旬以来,上海地铁客运量比3月初降低了三分之二,电影院和包括迪士尼在内的游乐园均已关闭。

目前,全国14个省份已被列为新一波疫情“中高风险地区”,而科技经济重镇深圳、上海紧急采取形同“封城”的防疫措施。美国彭博社分析指,该14个疫情“中高风险地区”占中国54.4%的国内生产值(GDP),若效仿深圳采取大范围的封城措施,中国经济或将受重创。

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付凌晖直言,疫情对接触性、聚集性服务业的制约仍然比较明显,文化旅游、交通客运、餐饮零售等服务行业仍然比较困难。

除了各个行业普遍受到打击外,从重点就业群体来看,每年的就业压力通常来自两大群体:大学毕业生和农民工。过去,大学毕业生占到城镇新增就业的一半,农民工占到约三分之一。

其中,保证应届毕业生就业一直是政府的重点工作,因为事关社会稳定。疫情发生以来,西方国家收紧了工作签证政策,海归人数也在上升。教育部已经增加了研究生院的招生名额,指示国企、军队和党政机关雇佣更多毕业生。雇佣毕业生的小公司可以申请退税。

然而,研究生扩招的名额对于稀释就业压力只是杯水车薪,并且,在大学毕业生更多选择读研,以避开不利的就业市场的趋势下,今年的竞争也更加激烈。《2022年全国研究生招生调查报告》显示,报考2022年研究生的人数创下历史新高——457万人,同比增长21%。相关统计显示,近五年来,硕士研究生报考人数一直处于增长态势,而这次21%的增速创下了5年以来的新增速纪录。

与此同时,过去两年,科技互联网行业的强监管,加上疫情影响下企业急于降成本,在大城市找到好工作则更加艰难。根据教育部统计,2022年,中国高校毕业生将达到创纪录的1076万人,但城镇新增就业预期将仅有1100万,这意味着,有大量应届毕业生是不能在当年找到工作的。统计局2月数据显示,16-24岁人口的调查失业率为15.3%,比正常年份同期高出4个百分点。而更大的就业压力将在今年7月份之后学生集中毕业后显现出来。

农民工数量在2020年首次出现下降,约有520万人返乡,2021年大部分回到城市,但仍有170万人滞留农村。农民工群体最容易失业,因为通常他们技能水平较低,替代性强,经常只签短期雇佣合同或者不签。许多农民工由于拿不到公司证明,也很难领取失业保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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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下行的困境

疫情至今,已经是第三年,人们还为其所困,不过相较于2020年疫情暴发时人们因为对于病毒的未知而恐慌,现在,人们更多的是因为疫情防控对生活造成的影响而感到困苦。毕竟,这是在喊出共同富裕不久之后,才发生的残酷现实。

过去,中国可以依赖快速增长来最终吸纳所有的失业。然而,今年的经济减速的规模快于过去的任何一年,且经济预期在减弱,许多人的工资收入首次出现下降。与当前相比,90年代末的国企改革尽管造成了巨大的就业冲击,然而影响是局部的。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社科院估计2009年中国实际失业率为9.4%。大量农民工返回农村老家。中央的“四万亿”迅速扭转了局面,基建大干快上迅速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

然后,2021年后,中国的宏观刺激政策相当克制,疫情防控严格,同期又开始了房地产去杠杆和科技行业加监管等重大改革。几项政策叠加导致相关行业大幅裁员。智联招聘的调研报告显示,一半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公司在2021年年裁员,教育、房地产、电商三大领域受到影响最大。今年年初以来,市场信心始终低迷,俄乌战争和疫情反复雪上加霜,打击了企业投资的意愿。

尽管当前,一些地方的救济扶困正在逐步出台。比如,3月23日,济南市民政局发布紧急通知,对受疫情影响基本生活陷入困境的群众及时纳入临时救助范围。对因家庭成员被隔离收治等原因导致基本生活出现临时困难的家庭和个人,救助限额可在现行政策基础上,按照不高于1000元的标准适当上浮。

再比如,3月25日,深圳市发布通告,推出30条纾困措施,以真金白银帮扶市场主体,预计将为深圳市场主体减负超750亿元。此外,还安排5亿元资金发放消费券。但这些救济扶困的政策都是局部的,并且是一些相对有经济实力的城市,而国内还有大量的十八线城市,本身受疫情影响就收支不平衡,更是难以补助企业和市民。

于是,一边,是病毒越来越弱,而管控越来越严格,社会陷入停摆;另一边,是海外上市的中概股股价被资本抛弃,大规模的资本撤出。这些问题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很多家庭将会陷入从未有过的困境。

从制造业到房地产,再到现在的互联网企业,显然经济发展已经陷入了一定的困境。裁员与失业,在很多情况下意味的是背后一个家庭的财务状况将会陷入危机。百姓实在是生存不易,他们甚至都谈不上生活,只是努力的生存着。

在这样的背景下,或许我们需要认真考虑从政策上进行调整,让民营企业看到希望,让国际资本消除误解,能够尽快打开国门融入世界,盘活我们的经济——时代的一粒灰,落在每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百略网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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